艾米丽·温克勒：中世纪的哀伤、情感与健康

艾米丽·温克勒（Emily Winkler），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xuéyuàn)（Hertford College）中世纪(zhōngshìjì)领域研究员(yánjiūyuán)。曾任亚历山大·冯·洪堡研究基金研究员（2017—2019），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研究员（2015—2018）。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中世纪情感史、中世纪盛期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不列颠群岛(qúndǎo)、盎格鲁(ànggélǔ)-诺曼世界，以及北海地区、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等地中海(dìzhōnghǎi)世界。日前，艾米丽·温克勒受邀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做了(le)一场(yīchǎng)讲座，题为(tíwèi)“中世纪盛期的哀伤、情感与健康”，本文系其发言稿。限于篇幅，节选部分内容。 艾米丽(àimǐlì)·温克勒（Emily Winkler） 在20世纪的中世纪(zhōngshìjì)(zhōngshìjì)情感史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从表面来理解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叙事，并(bìng)且认为(wèi)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人们(rénmen)像孩子一样，被情感所支配，缺乏(quēfá)文明。有一位学者因提出这种(zhèzhǒng)观点而闻名，当他在阅读中世纪文本中对于强烈情感的描写时，将(jiāng)其解读为当下人类历史进步(jìnbù)的证据(zhèngjù)——如今的我们已经处于文明阶段，能够懂得彼此 间如何相处，也能辨别并管理自己(zìjǐ)的情感。然而，这种似乎是以进步为视角的历史观，在其后的几年(jǐnián)间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并遭到了反驳。例如，芭芭拉·罗森温（Barbara Rosenwein）编写过一本关于“愤怒”的著作【《愤怒的过去(guòqù)：中世纪情感的社会功能(gōngnéng)》（Anger's Past: The Social Uses of an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1998）】，并提出了“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这一术语【《情感共同体：中世纪早期的情感研究》（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2006）;《情感的代际：情感史（600–1700）》（Generations of Feeling: A History of Emotions, 600–1700，2016）】。在书中，她(tā)也提出“人不是被情感所支配，而是掌控(zhǎngkòng)情感的主体”。由此可见，学界的观点几乎是从(shìcóng)一个极端(jíduān)(jíduān)走向(zǒuxiàng)了另一个极端。 学者们在进行中世纪(zhōngshìjì)情感史研究的(de)(de)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语言表达，将情绪视作“工具”，即人可以(kěyǐ)使用(shǐyòng)情感。于是，我们(wǒmen)可以看到诸如“运用（wield）”“调动（deploy）”“编排（script）”这类动词。人们“使用”情感，在需要时“调动”情感，仿佛这是(zhèshì)一种随时可供使用的东西。这也导致了该领域的大量研究成果集中在文字的使用、体裁与政治交流等(děng)主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biànshì)中世纪的人们如何使用与情感相关(xiāngguān)的词汇，比如国王之间如何写信，或(huò)者如何试图通过情感语言来激发民众采取行动(cǎiqǔxíngdòng)。然而，上述研究仅限于刻意使用的文字，并未真正对“感觉(gǎnjué)（feelings）”或“情绪（emotions）”本身进行思考。部分历史学者甚至表示，“我们讨论的只是人们现在认为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或者“他们曾经认为自己感觉到了什么”。这样的说法颇为(pǒwèi)有趣，它似乎完全否定了人们在当时的世界观、思想和观念下真实感受与表达情感的能力。 近些年来，中世纪(shìjì)情感史(shǐ)研究也与神经科学、心理学(xīnlǐxué)领域有所互动。21世纪初，一个频繁出现的术语是“评估理论（appraisal theory）”，即试图(shìtú)借助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概念来解释中世纪情感。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个体在经历某一事件后，会对其作出(zuòchū)直觉性地判断，进而(jìnér)基于这种判断来解释情感体验。然而，通常这些学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zhèngzài)使用过去不曾存在的概念，但与此同时，又难以说明这些理论模型真正适用于中世纪时期(shíqī)，并且能够增进对于中世纪观念的理解。 总体而言，这些观点都未能真正反映出中世纪盛期西北欧地区的叙事作品和历史著作的历史文本(wénběn)本身的真实面貌，当时的文本也并未如我们(wǒmen)当下这般来讨论与描述的情感(qínggǎn)(qínggǎn)和感受。换言之，中世纪的文献并没有(méiyǒu)像现代理论(lǐlùn)那样把(bǎ)情感视为可操作的“工具”，也无法被轻易地套用在“评估理论”的逻辑之中(zhīzhōng)。它们可能谈及“判断”，但对于(duìyú)人们是否作为情感的主宰者，或者是否被情感支配，并未形成(xíngchéng)一致的观点。这些文本也没有将(jiāng)情感视为可以与人本身分离的客体，而是将其视为某个人生命经历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本文倾向于使用“情感史（emotional history）”这个术语，因为它允许我们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情感，并且当时的人也在认真地思考情感。 值得注意的(de)是，学术界往往不(bù)愿意谈论人们真正的感受(gǎnshòu)，甚至不愿承认过去(guòqù)的人们有过这样的感受。但这并不令人感到困扰，因为相同的境况放到今天(jīntiān)亦(yì)是如此。例如，当我们在接受采访时，我们也无法确切知道坐在(zuòzài)对面的采访者的真正感受是什么。这种问题在人类历史中亦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我们可以探究历史作家(zuòjiā)们如何思考情感与表达情感，从而可以发现那些试图准确描述情感与感受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此外，讨论“拥有某种情感”与“表达某种情感”之间矛盾与张力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如何判断某种情感表达是否真实？作者又(yòu)是如何描述当时他人的反应？上述问题往往能为我们理解和认识(rènshí)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看待情感提供重要线索。 总的(de)来(lái)说，“情感(qínggǎn)史”这一概念能够允许我们将情感当作“体验”来理解。本次讲座(jiǎngzuò)更关注的则是关于“体验”的叙事，而非(fēi)某些具体的情感词汇。因为当我们阅读一个故事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长期的情感体验，比如(bǐrú)某个人在丧亲之痛中挣扎，或者试图厘清如何理解并感受(gǎnshòu)喜悦（代表另一端的情感）。但(dàn)作家们并不总是使用明确的情感词汇来描述这些体验，而是可能用隐喻、类比，或者讨论某些难以言表的事情，以一种变戏法的方式来传达那种感受的深度。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开放的思维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关于理解过去情感(qínggǎn)的问题，相较于中世纪作家们对于(duìyú)情感的描述方式(fāngshì)，尝试从外部角度并(bìng)通过理论模型来描述情感的方法，二者有何不同？例如，不管(bùguǎn)是在当代情感研究中，还是在历史情感的研究中，都(dōu)有人试图基于事件(shìjiàn)理论来描述正在发生事件的形式。因此，也存在(cúnzài)着一系列关于研究中世纪情感如何发生的文章。就如同当下，我们可能会研究神经活动来描述情感，也会尝试使用物理变化来描述情感。在某些文化中，人在愤怒时血管会扩张，而在其他文化中则更强调控制或压抑情感，而非表达出来。 “评估(pínggū)理论”有时(yǒushí)会将情感描述为(wèi)一套逻辑(luójí)流程：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个体接收输入，进行直觉判断，然后(ránhòu)得出情感反应。这种理论有时听起来就像命题逻辑，但问题在于：在过去的(de)(de)文本中，讲述者很少会按照这种方式描述情感体验，因为个体先(xiān)接受一个命题或逻辑，然后再对其形成情感反应，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后性。所以，这些理论往往忽视了更现象学的方式，即从人的体验出发来理解情感。人们已经存在着一种世界观，他们认为某些事情(shìqíng)应当如此，而感受通常被描述为更加自发的表达。因此，我对于谈论情感的叙事非常感兴趣，而且其他人也会试图判断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常常会试图提供帮助(bāngzhù)。这也是为什么“病患叙事（patient narrative）”的概念出现了，我在一篇关于疯癫研究的文章中提到：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回顾过去，寻找那些记载人们讲述自身体验的内容，看看(kànkàn)他们是否使用隐喻(yǐnyù)，或者用词是否足以(zúyǐ)相似地描绘出过去的真实体验。 在研究(yánjiū)中世纪时，我们通常(tōngcháng)缺乏第一手资料，所能找到(dào)最接近(jiējìn)的(de)资料往往是写作者根据想象或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描述来构建的叙事，而这种方式则是试图寻找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去讲述某个人如何感受、如何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有时候这些描述可能非常有趣，但也需要考虑到不同个体的个性与情感体验存在着差异。 在(zài)中世纪，情感常被视为灵魂的(de)事件，或者是(shì)灵魂的降临，有时也会将其称为“灵魂的偶发”，但这并不是拉丁词的准确翻译。其真实(zhēnshí)含义是指代一种外在的、非自然的、偶发性的状态。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理论尝试着解释为何不同性格的人会(rénhuì)以不同方式体验这些事件。因此，通过医学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中世纪情感，首先可以使(shǐ)我们将人的体验视为一个整体，如从大局着眼于健康，而非仅仅是疾病；其次，医学史(yīxuéshǐ)的视角也能够让我们摆脱那种(nàzhǒng)纯粹以道德为中心的叙事模式。部分研究主张中世纪欧洲的一切都必须放在道德规范或基督教语境(yǔjìng)中进行解读，即便当时(dāngshí)的作家们并没有明确如此表达。然而，这种普遍性的结论极大地限制了我们提出新(xīn)问题的可能性。在我看来(zàiwǒkànlái)，这一领域中的某些概念(gàiniàn)与模型，给我们思考关于情感史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中世纪情感史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解决(jiějué)，例如区别于传统的情感史研究，可以从健康和历史叙事的视角对情感体验加以深入研究。 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情感(qínggǎn)、健康与福祉关系(guānxì)的(de)研究，尤其聚焦于哀伤(āishāng)(āishāng)和丧亲之痛这两个主题。我对其中体验的许多元素都很感兴趣，并且不仅仅关注情感词汇本身，还关注围绕哀伤体验所发生的其他事物，尤其是(shì)对那些慢性哀伤、抗拒安慰且长期无法消散的哀伤特别感兴趣，并且往往也不会遵循在教会中论述哀伤的拉丁作家(zuòjiā)所设定的哀伤路径（哀伤应该如何表现、如何发展）。我更关注于哀伤的实际发展进程，以及当哀伤的过程并不如人们预期时，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也可以提出众多不同的(de)(de)(de)问题去探讨哀伤，而我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当(dāng)有人遇到正在哀伤的人时，他们是袖手旁观，还是(háishì)试图干预？也就是(jiùshì)如何理解与处理这种社会互动？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帮助”行为本身，但在更深层次(shēncéngcì)上，其实是关于“关怀（caring）”与“治愈（curing）”之间的区别。当一个人试图帮助一位丧亲者时，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到(zuòdào)什么？他认为最好的做法是什么？他应该做什么？他想要引导对方去感觉某种情感(qínggǎn)，还是让这种情感消失？是鼓励、接纳、还是对抗(duìkàng)这种情感？因为针对不同个体，人们可以采取多种不同(duōzhǒngbùtóng)的帮助方式，而那些撰写长篇叙事的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往往能反映出他们如何看待或想象这种互动。并且在我看来，关注这些被使用的语言也是极为有趣的。 有一位跨学科的(de)研究者劳拉·奥蒂斯（Laura Otis）曾(céng)撰写过关于隐喻的文章，并展示了隐喻如何与情感相关联，如她曾提到“沉溺于悲伤（wallowing in misery）”这种隐喻，以及(yǐjí)这种关于情感的语言(yǔyán)运用如何促使人们给出某种(mǒuzhǒng)反应，或使人因感受到某种情感而内疚。劳拉·奥蒂斯考察了西方文学史上大量(dàliàng)关于慢性哀伤、丧亲和失落的隐喻，发现这些隐喻经常以负面方式塑造这种情感体验，仿佛(fǎngfú)社会(huì)的目标就是要让人们走(zǒu)出来。但她也提出(tíchū)了疑问：这样的推动是否真的对当事人有利？如果我们从健康或医学的角度审视，或许会发现有些作者认为不走出来反而是一种更好、更有效的状态。 因此，我将选取(xuǎnqǔ)一些十二世纪作者所记载的案例，描绘了人们(rénmen)试图帮助哀伤者的具体情境，这些案例将构成今天讲座的核心内容(héxīnnèiróng)。我在进行著作编写的过程中，也在思考：在十二世纪，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何(yǒuhé)独特之处？为了引出关于帮助的主题，我将列举几个案例，以及展示(zhǎnshì)一些知识传统中的案例，例如十二世纪的学者们已经(yǐjīng)使用他们的概念框架集合（conceptual toolkit）来(lái)思考长期哀伤的成因，以及人们如何尝试提供帮助。 吉尔伯特与玛蒂尔达(dá)王后：丧母的悲伤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源自一份历史文献——一套与伦敦默顿修道院(xiūdàoyuàn)（Merton）创立相关的编年史(biānniánshǐ)。该(gāi)修道院由吉尔伯特(jíěrbótè)（Gilbert）于十二世纪初创建，其赞助人(zànzhùrén)是(shì)于1118年逝世的玛蒂尔达王后（Queen Matilda）。她是亨利一世（Henry I）的妻子，本身具有英格兰与苏格兰王室血统，也可以将其视为诺曼征服后盎格鲁-诺曼英格兰王权血脉(xuèmài)延续的象征。这套编年史的编撰目的(mùdì)，不仅是为了彰显该修道院的重要地位与特权，也是为了赞美创始人与王室赞助者。因此(yīncǐ)，文本中的吉尔伯特作为理想创始人、玛蒂尔达作为仁慈王后的形象(xíngxiàng)是可以预见的。并且，文本中还透露出对吉尔伯特与玛蒂尔达二人性格特质的关注，这些细节(xìjié)为我们理解中世纪时期的哀伤是如何(rúhé)被表现出来的，以及公开场合是否应该流露哀伤提供了线索。 这段摘录的(de)(de)(de)重点在于：修道院的创始人吉尔伯特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但他(tā)对此缄默不言。玛蒂尔达王后(wánghòu)得知这个消息后，便(biàn)前来当面质问他，这一互动凸显着“试图提供帮助”的主题，即玛蒂尔达王后试图介入吉尔贝特的哀伤(āishāng)。吉尔伯特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告诉王后，是因为他担心这个噩耗会让王后感到过度悲伤。王后听后拉起他的手，对他说：“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母亲。”以上便是摘录文字(wénzì)的概要。接下来，我将通过更细致的文本细读，剖析其中对哀伤与丧亲之痛的深层意涵。 首先，玛蒂尔达王后(wánghòu)的(de)(de)第一个提问使用了拉丁单词“num”，这是一个“反问语气”的提问方式，语气上预设了对方(duìfāng)会给出肯定的回答。换言之，王后已经(yǐjīng)得知了吉尔伯特母亲去世的消息，只是与其确认事实。从赞颂王室赞助者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强调了她的警觉与勤勉——她时刻关注动态(dòngtài)，这也正是（修道院）庇护者的理想特质。此外，文本还暗示：她并非直接从吉尔伯特本人处获知消息（若她认为消息属实，必是从别处听闻），而且(érqiě)此事已在宫廷中流传开来。关键在于，若她已知真相，提问的唯一动机不可能是出于无知，而是(érshì)(érshì)为了确认。本质上，她提出问题并非需要答案，而是希望吉尔伯特亲口说出(shuōchū)事实。这种试图帮助（哀伤者）的方式十分(shífēn)耐人寻味，王后意在促使他当面承认并公开表达哀伤。 其次，她的第二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该提问使用了过去(guòqù)完成时的时态，王后询问的是“你为何(wèihé)当时没有告诉(gàosù)我(wǒ)（why hadn't you told me）”，而(ér)非“你为何不告诉我（why didn't you tell me）”与“你为何到现在还没告诉我（why haven't you told me yet）”，以此质问吉尔贝特在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为何保持沉默，暗示着在王后看来，当经历丧亲(sàngqīn)时，第一时间就应该与亲近者分享哀伤。因为作者在此处描述(miáoshù)时精心选择了复杂的过去完成时态，而非简单地使用过去时态，使得这个(zhègè)细微之(zhī)处显得意义重大。 再次，当王后提出“你可以把我当作你的母亲”这句(zhèjù)话后，吉尔伯特变得更加快乐了，文本在(zài)描述时使用了单词“lacior factus”，“lacior”是一种比较级的表达，意思是“比之前快乐一些”，而非最(zuì)高级的表达。然而，玛蒂尔达王后接下来对他的称呼，采用了各种最高级表达，如“最亲爱的朋友”“最亲密(qīnmì)的儿子”，显示(xiǎnshì)她所要表达的情感。然而，文本始终未(wèi)宣称王后完全取代了其生母的情感地位。作者在文本叙事(xùshì)中并没有让吉尔伯特的情绪回到哀伤(āishāng)前的状态，他只略感宽慰(kuānwèi)，并没有彻底被(bèi)治愈。这种克制的文本描述揭示出：玛蒂尔达的干预仅能缓解哀伤，却无法实现治愈。吉尔伯特或许(huòxǔ)必须长期忍受哀伤，而王后至多(zhìduō)能减轻其哀伤程度。并且，绝对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玛蒂尔达已经完全取代了他的母亲在情感上的地位。以上这些便是我针对这篇文本所提出的三个分析要点。 此外，就这些要点对理解哀伤及社会性(shèhuìxìng)干预的(de)(de)(de)启示而言，其一便是吉尔伯特隐瞒消息的动机，暗含着对于哀伤传染(chuánrǎn)性(chuánrǎnxìng)的担忧——他解释自己(zìjǐ)唯恐玛蒂尔达的“尊荣”（对王室成员的敬称）因共感哀伤而受损。根据文本(wénběn)中(zhōng)(zhōng)吉尔伯特的解释，他选择沉默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这种情感传染或(huò)蔓延——他试图保护他人免受哀伤侵扰。这并非源于奥古斯丁或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所主张(zhǔzhāng)的“公共场合不宜表露或谈论哀伤”观念，而更接近于一种医学的观点：他不愿让周围人暴露于自己的情感风险之下。其二，玛蒂尔达的立场虽也隐含健康视角，但其焦点并非自身(zìshēn)，而是吉尔伯特。因为她并未要求吉尔伯特压抑哀痛、避讳谈论或隐藏情感，反而斥责他对此闭口不言——实质(shízhì)是促使吉尔贝特(bèitè)承认并公开处理哀伤情绪，而非否认其存在。我曾与一些学者讨论此案例(ànlì)，常有人认为它颇具现代性色彩。但我认为，这类特质本就存在于原始文本中。若仅将其视为“赞助人(zànzhùrén)与女王”的常规文本，我们可能忽略作者对情感问题的深层思考——他们实际上在探讨情绪的运作机制、人际的情感期待，以及这种期待应基于个体福祉考量还是抽象道德准则。这些人的思维方式与撰写道德论著的学者截然不同，而正是这种叙事中展开的情感理论更具研究价值(jiàzhí)。 这个案例取自另(lìng)一份十二(shíèr)世纪文献，其中包含一些有趣的(de)叙事(xùshì)变体及其灵感来源文本（后续将(jiāng)简要提及）。该份文本在本质上是一则虚构的哀伤(āishāng)与疯狂(fēngkuáng)体验记录。它并非描述真实个体的感受，而是以魔法先知梅林(méilín)（Merlin）（这位在《不列颠诸王史》中仅次于亚瑟的人气角色，身兼先知、巫师与魔法师多重身份，在十二世纪广为流传）为载体的思想实验：若一位长生不老的魔法师存在疯狂或哀伤的经历，其体验将呈现何种形态？这实质是对极端慢性异常情感体验的实验。尽管属于虚构，但其对疯狂与哀伤话语(huàyǔ)的反思却极为敏锐。这部作品名为Vita Merlini《梅林的一生》。 杰弗里（Geoffrey）在《不列颠诸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大获成功后，进一步创作了这部以梅林情感与精神体验为核心(héxīn)的(de)(de)诗歌，其(qí)灵感(línggǎn)融合了拉丁与凯尔特传统(chuántǒng)。该文本的副标题耐人寻味，文学研究者常将其归类(lèi)(guīlèi)为“野人神话”或“疯子(fēngzi)(fēngzi)神话”，这类叙事通常描述某人(mǒurén)遁入荒野以应对情感或疯狂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称梅林为“疯子”，但杰弗里本人作为作者却从未使用这一描述，梅林也从未以“我疯了”“我处于疯癫状态”或者(huòzhě)“我是一个疯子”进行自我定义。相反，他将疯狂与哀伤体验描述为一段(yīduàn)旅程，或者是一场需要克服障碍或疾病。由此可见，即便在同一故事中，当杰弗里·蒙茅斯通过叙述者、梅林本人与其他角色的多重声音建构叙事时，我们仍能发现这种微妙(wēimiào)的复杂性。一些人草率地断言“这是个疯子”，而文本实则通过细腻的体验叙事揭示，个体的真实感受往往抗拒被简化的标签与分类，而这种特质常给人一种现代性色彩，但我认为有时应该向史料(shǐliào)来源提出不同的问题，对其进行不断审视。 这个(zhègè)文本中有(zhōngyǒu)三段与“帮助(bāngzhù)哀伤者”有关的(de)情节，这也是(shì)我今天想与大家所讨论的内容。我认为这部文本十分令人着迷，其主线情节概述如下：梅林在一场(yīchǎng)战役中目睹了三位战友的死亡，随后虽(suī)有人试图劝慰梅林，却被(bèi)断然拒绝，并遁入荒野之中，开始陷入哀伤，继而经历疯狂与幻觉(huànjué)。后续叙事围绕他人(tārén)介入与尝试救助展开，最终，虽然梅林自认恢复如初，却依旧(yījiù)选择继续栖居荒野。显然，这段经历永久改变了梅林。这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即所谓“治愈”是否必须意味着彻底复原？抑或，疯狂与哀痛的体验本身可能(kěnéng)促使个体感觉更好一些，但依然拥有不同的优先级选择或是对生活产出了不同的渴望（正如梅林的选择所示）。正如我们在默顿编年史中看到的那样，吉尔伯特并没有完全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能够通过(tōngguò)他人提供的帮助来抚平(fǔpíng)丧亲之痛。二者均未通过外部干预完全恢复原状。因此，第一个情节再次讲述了在他人试图安慰的情境之下，梅林与雅各一样，拒绝接受安慰，也不想承担其所带来的负担。此处，我再次联想到伊西多尔的论述——他将他人试图提供的帮助视为(shìwèi)一种压力。梅林亦是如此。 我认为拉丁语中一个表示“承受（fare）”的(de)(de)单词非常重要，因(yīn)为它蕴含着认可和接受的含义。如那位贵族恳求梅林(méilín)接受安慰，并提出“我们正试图治愈你，我们想要帮助(bāngzhù)(bāngzhù)你”，但梅林不(bù)愿承受（fare）或忍受这(zhè)种干预。此处“fare”（承受/接纳）的用法颇具深意，如同英语法律术语“维持异议（sustain an objection）”，暗含(ànhán)对某事物有效性的承认与认可。墨林虽拒绝安慰与帮助，却清楚地(dì)意识到哀伤对自我(zìwǒ)的侵蚀，而文本语言进一步揭示(jiēshì)其被动性——梅林感受到自己是(shì)被哀伤作用的客体，而非能主动应对的主体。这与雅各(yǎgè)主动抗拒安慰的例子形成了差异——梅林的主观抗拒无法阻挡他人干预的渗透(shèntòu)，即梅林虽然不想被安慰和帮助，但实际上他人的帮助和安慰却十分有效，也让梅林意识到了他人试图提供(tígōng)帮助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中世纪理论，情感(qínggǎn)常被视为施加于人的非自然因素（non-naturals）。然而(ránér)，作家们描述哀伤的语言却将(jiāng)其视为个体存在的内在部分。而干预哀伤的尝试反被视为非自然的侵扰，因其违背人的个性且充满压迫性。所以，梅林在此故事中唯一(wéiyī)的主动行为仅是祈祷不被安慰，但这愿望毫无实效。上述情节与雅各的案例相似，揭示了即便干预者自认善意，但其行为也可能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相背离。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同(bùtóng)叙事文本给出了开放性的回答。例如(lìrú)，杰弗里在故事中暗示梅林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疯狂，文本提出“从未有人经历此类疯狂”，这实质上将叙事本身(běnshēn)设定为对极端情感与精神体验的思想实验。值得深究的是，正是由于哀伤在此时清晰地降临，而梅林无力抵抗强加的外界帮助，被迫直面(zhímiàn)情感冲击，最终陷入疯狂，以至于使得这位长生的魔法师无法应对。 悲伤的疗愈——音乐与自然(zìrán) 接下来，我想(xiǎng)讨论故事中的第二次尝试提供帮助的情节，作为下一个案例(ànlì)。 这一情节近乎可戏称为(wèi)荒野(huāngyě)急救，一名使者(shǐzhě)深入荒野以期寻回遁世避居的(de)梅林，试图通过干预其哀伤及由此衍生的疯狂，从而帮助其回归社会。此段落为了解中世纪的健康观念，以及可称为“音乐疗法”的实践提供了独特窗口。从本质(běnzhì)上讲，王室(wángshì)因梅林曾为王室的朋友，而派遣使者寻其归来。其中一名使者获悉其踪迹后，携齐特拉琴（cithara）深入荒野，最终与梅林相遇。此情节再次呼应圣经传统——如大卫(dàwèi)弹奏竖琴安抚扫罗的狂乱。 中世纪理论将音乐视为(shìwèi)对抗悲伤与忧郁的疗法，其原理基于对比效应（如(rú)以旋律(xuánlǜ)的轻盈消解情绪的沉滞）。十二世纪初极具影响力的学者(xuézhě)圣维克多的休（Hugo de Sancto Victore）进一步提出：通过音乐演绎的叙事(xùshì)表演能促进情感的“健康”处理，因其既可刺激心智，亦可激发(jīfā)内在的运动力（如体液的流动或灵性的跃动）。 人们大多认为：某种形式的(de)(de)运动对灵魂与情感健康至关重要，停滞于(yú)同一状态则被视为有害，该主题在文本中反复出现。我们可能会期待使者将通过弹奏乐器来舒缓梅林的情绪，并给梅林带来一些欢乐。然而，情节的发展十分微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期待截然相反：音乐与歌词都发挥着作用，并且使者所演奏(yǎnzòu)的歌曲本身却极度悲伤。若依照(yīzhào)中世纪理论（即通过对立面来中和以实现平衡），使者演奏的音乐显然与其背道而驰。其后，使者悄然接近梅林，并未立即演奏，而是先倾听他对战友丧生(sàngshēng)与精神崩溃的哀诉。这也说明(shuōmíng)使者可能根据(gēnjù)梅林的自述(zìshù)内容，精心选择了演奏曲目。 这正是文本所(suǒ)(suǒ)描述的(de)(de)(de)场景，但它(tā)究竟具有多少中世纪的色彩呢？使者通过演奏音乐来分散注意力和安抚疯狂，但其吟唱的歌曲本身却充满哀伤——它讲述梅林(méilín)(méilín)妻子与其姐妹的悲痛，因为她们误以为梅林已经去世。歌词详述两位女性经历的种种事迹：哭泣、绝望、容颜衰老、迷失(míshī)自我(wǒ)……这些体验与梅林自述(zìshù)的哀伤几乎完全重合。这在当代现象学讨论中频繁出现，他们提出的“我不是过去的我（I am not what I once was）”，与“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I'm not who I once was）”相似但却不同。上述两个命题(mìngtí)给出了一种人的本质存在差异的感受，即一种无休止(wúxiūzhǐ)的漂泊感、疾病和漫长且无间断的哀伤。使者所吟唱的歌曲既精准复现了梅林自身的哀痛体验，亦融入了其亲人的相同哀伤体验。在我看来，此举动意在(yìzài)通过使梅林在感受他人之痛的过程(guòchéng)中产生共情，从而使他摆脱哀伤体验；另一层意图则是深入哀伤体验本身，揭示哀伤的共享性，并予以承认(chéngrèn)与认可。梅林在其后的反应(fǎnyìng)也(yě)十分耐人寻味：当歌曲终了时，梅林便立即对使者说：“再弹一遍。”而这并非因为哀伤过度难以承受，而是(érshì)他渴望再度聆听，即一次远远不够。梅林确实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感觉有所好转，并能够从外部视角审视自身的疯狂。但这种疗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未遵循中世纪理论所倡导的通过对立面来中和以实现平衡。 这个故事揭示了(le)如何认识哀伤、思考哀伤、表达哀伤以及谈论悲伤的方式，这才是最可能发生效用的疗愈方式。而在(zài)此叙事中，这一策略确实奏效，并与玛蒂尔达和吉尔伯特的案例存在相似之处。此外，观察那些思考此类故事的人尤为有趣。他们并不试图为担忧哀伤的机构或政府服务(fúwù)，而是立足于个体经验的想象(xiǎngxiàng)，无需盲从外界盛行(shèngxíng)的宏大理论(lǐlùn)，如灵魂平衡学说。因此，这本质上反映出实用的智慧(zhìhuì)正在文本叙事中发挥着作用。 杰弗里·蒙茅斯笔下的(de)最后一次尝试提供帮助的情节，描述了梅林疯狂复发后的孤独境遇——威尔士传说中的先知兼诗人的塔利埃森(āisēn)（Taliesin）出现，与他对话(duìhuà)哀伤与疯狂的体验。 塔利(tǎlì)埃森(āisēn)(āisēn)对梅林说道：“或许无人如你般见证如此之多。”因为梅林哀叹王国倾覆、战友殒命。值得注意的是，梅林的长期哀伤与病态(bìngtài)体验根源，部分在于他作为先知所目击的人类悲剧远超常人——身为先知，梅林不仅拥有(yōngyǒu)预见未来的魔法能力，更被迫见证远超常人的悲剧。这也是塔利埃森作为智者先知的观察结果。其(qí)后，塔利埃森引导梅林找到了一条溪流(xīliú)，让其饮用后，梅林终获痊愈。杰弗里如此描绘溪流：“溪水在地下遭遇岩层的阻隔，但却迂回绕行，最终(zuìzhōng)涌向阳光。” 正如我(wǒ)在之前讨论中提及的(de)“运动(yùndòng)力(lì)”（movement），梅林的旅程与溪流的流动形成了(le)呼应。治愈的关键不仅在于(zàiyú)饮(yǐn)下圣水，更在于旅程本身。在前文已有所提及。杰弗里让梅林感谢上帝使其康复，并询问溪流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我看来，这种对(duì)世界运作方式的好奇心有时是被忽略了，因为当我们审视梅林感谢上帝的部分时，故事情节看似走向了中世纪(zhōngshìjì)欧洲故事的标准结局，即基督道德叙事，康复源于上帝恩赐。然而实际上，杰弗里在叙述结尾时笔锋一转，让梅林在赞美上帝后立刻追问：“感谢上帝拯救我，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但(dàn)我更想(xiǎng)知道溪流是如何治愈我的？”我认为此案例(ànlì)的核心在于：对自然机制的解释或者好奇无需与上帝干预的解释相对立，或前者被视为处于次等地位。二者其实可以协同共存(gòngcún)。实际上，塔利埃森与梅林最终关注的并非对上帝的感谢，而是自然疗法的运作逻辑。这揭示中世纪思想的多样性远超我们的固有(gùyǒu)认知，情感叙事未必皆以归因上帝为结局。 通过这些案例，我希望向大家说明，探索中世纪情感观念的广度、深度与多样性为何如此具有吸引力！以及为何我们需要重新审视(shěnshì)中世纪经典理论家（如吉贝尔、奥古斯丁）将(jiāng)情感视为(shìwèi)可以被控制或(huò)管理之物的固有叙事。事实上，那些专注于如何讲好故事的人（如杰弗里、瓦斯），反而对中世纪盛期的情感体验(tǐyàn)提出了(le)最有趣和最引人注目的想法。 吴愁、周述延(yán)、肖丽翻译/整理 (本文(běnwén)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